贵州空管分局办公室党支部组织开展机关作风建设宣贯及工作部署会

自八二宪法开创的以宪政、民主、法治、人权为诉求的现代化进程，日益加速，渐行渐深。

在此我们有必要关注一下卢曼的功能理论。单就法律被人们常常期待的维持秩序的作用来看：法治的意义在于把政治意志所塑造的自主和民主，不因政府的暴力使用，而有所动摇，有所质疑。

就行政法学而言，应当首先关注行政法的自我描述，而不是忙不迭地变换各种角度对行政法做出外部的描述。而区分行政学与行政法学的关键在于厘清两者研究对象的特异性。此处受篇幅所限，恕不赘言。合法／非法这对二元符码是法律系统的独特编码形式，也是法律系统与其他功能系统区分的依据。它所取得的是必要的强制可能性（行使公权力的暴力）。

而公法学的基本视角是通过法院以及法官的眼睛思考如何处理既已发生的纠纷，即它有着将法作为病理学而予以把握的特点。[7] [德] Eberhard Schmidt –A?mann：《行政法总论作为秩序理念——行政法体系建构的基础与任务》，林明锵等译，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24页。因此，审理法细则和宪法法庭审判规则成为草案程序性规定最大的来源，如言词辩论之具体程序、大法官审查之具体程序、撤诉制度等，均从这两部附属立法中合并而来。

大法官关于宪法解释及统一解释效力的解释共有三个：释字第177号解释规定，依人民声请所为之解释，对声请人据以声请之案件具有拘束力，[28]明确了解释的个案效力。草案的设计也以照搬外国法制，尤其是德国法制为主，辅以奥地利和韩国的有关制度。据草案第55条规定，要想作成一项总统弹劾判决，须大法官14人参加评议（还不能考虑大法官不足额的情况），其中10人同意方可。前者如释字第558号解释，在该解释中，台湾高等法院因在大陆人民出入台湾地区限制发生争议，遂依释字第371号解释声请大法官释宪。

行使职权是立法委员声请释宪的要件之一。3．程序诉讼化 草案的最大特色就是建立了宪法法庭模式的违宪审查制度。

宪法诉讼法草案集中体现了台湾地区违宪审查制度改革的方向，即在模式上从会议—法庭双轨模式到宪法法庭模式转换，在制度上建立司法化的审判制度等。一些大陆地区赴台人员在遭到台湾司法当局不公正对待后，也通过人民声请释宪的途径，要求大法官作宪法解释。这是草案最为危险的地方，也是台湾法理独立最为危险的地方。与此相比，草案显然对第二种理解中的具体着力较深，尤其是对宪法释疑案件的处理。

仅就法律位阶而言，司法院组织法与审理法均为立法院立法，两者处于同一位阶层级。引用时不再一一指明资料来源。现行审理法中有数处准用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如第3条规定回避事项准用行政诉讼法之规定。据草案第55条规定，宪法法庭审理弹劾案件应有大法官法定总额四分之三以上参与评议、参与评议大法官四分之三以上同意，但其同意人数不得低于大法官法定总额的三分之二。

但为何作此安排，修法说明未作任何解释。在这种情况下，取消人民声请统一解释权，将使人民在各法院系统之间发生法律解释冲突时，毫无救济手段，这对人民权利无疑是巨大的损害。

与此相比较，草案第33条第1项规定：法律或命令与宪法抵触而应立即失效者。[31]草案因应呼吁，比较详细地规定了解释的效力问题。

[32]即引发声请人声请大法官释宪的案件。李念祖：《大法官不应载登立法性质之急速处分》。这一规定不仅使宪法通过宪法解释实现变迁的可能性降低，而且还扭曲了宪法解释的本来意义。其二，制度借鉴时功利至上，外国法仅为证成制度正当性的手段。若按草案的规定，前者可以作成裁定，后者可以作成判决，以避免重复。中央政府与台湾省管辖区域和人口复合度高达98％，台湾省长被认为是台湾第二号人物，直接威胁总统地位，并可能形成与总统并列为台湾人格象征的局面。

草案追求法秩序之形式完备性，却忽视甚至伤害了更应加以重视的实质正当性，政府权力和人民权利孰轻孰重，一望便知。翁岳生：《大法官功能演变之探讨》，载《台大法学论丛》1993年第1期。

宪法法庭审理案件，以资深大法官充审判长。第34条将适用主体仅限于声请人，案件范围仅限于原因案件，其所规定的判决效力为直接拘束原因案件的具体效力。

关键词: 违宪审查制度 大法官释宪机制 宪法诉讼法草案 台湾法理独立 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当前反台独工作的首要任务是遏制台湾法理独立。之所以出现诸多准用性规定，与台湾地区违宪审查制度模式及审理法的定位不无关系。

除大陆法系国家的相关制度外，草案还照搬美国法的一些制度。[24]释宪实务中最常见的是合宪宣告、违宪并立即失效和违宪定期失效，但大法官在适用这些宣告模式时并无任何规律，也无固定形式，几乎全凭自由心证。本件暂时处分之声请，非宪法所不许……[19]这就相当于在审理法之外，授予大法官行使暂停法律效力的职权。参见陈新民：《宪法学导论》，作者自刊2001年版，第333页。

但由于台湾地区长期的威权体制以及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对1946年宪法的修改，总统成为实际主导行政权的实位元首。[10]有学者依声请主体不同分为省自治法的违宪审核、机关职权的违宪、判决合宪性之审查、立法院职权的释宪案与法院职权的释宪案五类。

加之对大法官会议的开会形式、议决方式、解释文书等方面的综合考察，可知台湾地区违宪审查制度的重要形式，即大法官释宪机制，虽体现出会议—法庭双轨模式的特征，但仍以诉讼性质较弱、释宪与审判相对分离的会议模式为主。当然，草案并非将两部附属立法的条文直接搬用，而是结合宪法诉讼的特点，对其进行了改造，如将审理法细则规定之审查小组，移至草案时便改为审查庭，其职能也大为限缩，等等。

1．从司法层面进一步破除五权宪法架构 1946年宪法至少在形式上遵循了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设计了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共同构成1946年宪法的权力结构框架。不仅设置了两个四分之三的高门槛，而且通过法定总额、但书等规定，变相将本已很高的门槛再次提高。

[3]参见《司法院大法官审理案件法修正草案总说明》，司法院2005年版。论及此问题，需先厘清审理法和草案对案件类型的立法模式。[3]当然，就台湾当局的修法本意而言，绝不仅限于配合第七个宪法增修条文，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其一，对违宪审查制度的修改，是长期以来台湾当局司法改革的中心，此次修法不过是台湾地区司法改革的步骤之一。如与台独最为接近的释字第328号解释就是典型的宪法争议案件。

由此可知，审理法属司法院组织法之附属立法。这一规定使少数立法委员在宪法争议与自身利益没有任何关系时声请释宪，其抽象程度远高于宪法释疑案件。

那么，只能推定草案的立法目的在于维护客观之法秩序，避免法令始终处于仅以少数立法委员即可声请违宪的高风险中。而从该法的实施效果来看，会议法时期的大法官仅作成两项宪法解释，其作用被极大地限缩。

其二，将判决谕知分为合宪判决谕知、违宪判决立即失效谕知、违宪判决溯及失效谕知和违宪判决定期失效谕知，其他原释宪实务中的宣告模式则未予法制化。会议模式阶段，又可按大法官行使职权所依赖之法律依据的变动，分为两个时期。